拉康的臨床演示（一）

    1972年7月14日，拉康為亨利-胡塞爾醫(yī)院50周年紀念日撰寫《l’étourdit 》一文。為區(qū)別于莫里哀的同名戲劇《冒失鬼》，他給這個詞語增添了一個字母“t”。拉康派的一句格言恰從此文的題銘里顯露出來：

  所欲言者，在“處于所聽中的言說”背后被遺忘。

   我們應當明確地指出拉康在同年的研討班里已將這句格言書寫于黑板之上，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句格言被寫入一個文本，并且恰好通過在這個極具歷史意義的地點里的發(fā)言而被公布于世。這個歷史性的地點，也正是拉康臨床演示的舉辦地——圣安娜醫(yī)院里的**個開放治療區(qū)（或者說一個液泡式的小空間）。

個案

   相遇也許并非出于偶然。重要的是在傾聽“墜入于臨床演示里”的病人的過程中，拉康直至其咽氣的那刻都一直強調言說的重要性。通常這樣的病人都是精神病人，偶爾也會以另一種稱呼出現(xiàn)——無法適應社會要求或者與成功無關的人（在拉康的術語里亦可稱做“對象（a）”。這個墮落者，這個可能因醫(yī)院里的防護措施而喪失自身權利的病人，成為了臨床演示中的個案，成了科學的研究對象。很多人已經注意到“個案（Cas）”這個能指出自于“casus”“cadere”一詞的部分過去時]，意為“墜落”，可表達“摔倒、厄運、毀壞、死亡”等意思。在拉康使用這個詞或者“物（Chose）、原因（cause）”等詞語的時候，從來都暗示了其在拉丁語中的詞源。我們都知道他迷戀拉丁詞源學，且并不局限于詞源學中的歷時性方面：、

   從今以后，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被懷疑成“*愚蠢”的語言卻締造了“理解（intelligere）”—于字里行間之中理解，也就是說象征界被書寫的方式。

   從*初強調“無意識像語言那樣結構化”直至后來提出表現(xiàn)其“立法者”天賦的又一成果—“咿呀言語”，拉康把“人文科學”10尚存之際的那些必學語言當作參考實非偶然。

   回到落入精神病院的個案這個話題上來。這是由不幸的遭遇（“遭遇，rencontre”一詞來源于古希臘文“命運tuché”中受詛咒的部分）所產生的結果。拉康的臨床演示屬于亨利－胡塞爾醫(yī)院為“病人（被遺棄的對象）恢復主體位置”計劃中的一份子。在這里，即便完全不知道精神分析或者拉康其人，病人往往期待著這個對他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相遇。有時，臨床演示對于被命運之無常推入這個醫(yī)療場所的人、對于求助者、對于避難者而言會是一次美好的相遇（kairos,絕佳的機會）。在臨床家們斗膽向病人提議臨床演示之時所表現(xiàn)出的局促不安以及在此之前他們的忙碌作派都在提醒病人：在那里，有著平時不曾開動過的賭注。會談之初安靜而又嚴肅的聽眾就被一種虔誠支配著，他們屏住呼吸，側耳傾聽—真恨不得具有特奧道赫.雷克所說的可抓住病人話語的第三只耳朵。這些都向病人證實了先前的提醒。不過聽眾們則寧愿力求做到拉康在《精神分析家的知識》中所提的規(guī)劃——使自己成為恰如其分的耳朵！

   我想說只要聽者有著恰如其分的耳朵，以“圍墻內的存在”之名義現(xiàn)身于此地的人們完全可以使自己被聽見

   對于病人，即便他并不知道轉移的概念，拉康的到來也能使其理解轉移是重要的。當然不是自己的轉移，而是治療師們對拉康的轉移。他們在拉康的到來時所表現(xiàn)出的敬意更加使病人確定這點?？墒?，他沒有注意到拉康并非只被提前確證的傾慕所期待，還同樣被在偏僻處體驗著負轉移的人們期待著。轉移中愛與恨的兩方面都涌動著，他將愛（amour）與恨(haine)揉和于用熱戀（énamoration）書寫出的新詞（恨戀hainamoration）之中。因此，拉康到了，也意味著“不可名狀性(atopos)”—被用來修飾蘇格拉底的“不可名狀性”—出現(xiàn)了。正如他為了還原壓在醫(yī)院之上的“奴役或禁錮”維度而將“服務部門service”一詞寫成“cervice”那樣，他的衣著風格亦從不向場合或“部門（奴役）”讓步。由此，除了捕捉到其個人品位之外，有些人還自認為看到了來自“另一場景”的臨床演示。這難道不是轉移的效果？另一些人卻因早已預先準備的偏見而對此恨得咬牙切齒，這些偏見或出于自身， 或出于他人所授。有人早已提請他們要警惕著。不過情況一直都是這樣，一個人的影響力往往也得益于他的缺點。可是當會談開始后，他們看到了一個“溫順地對待癔癥”（他根據(jù)弗洛伊德書寫出這個方式）的謙卑的男人。面對精神病人, 他們實際上看到了一種對病人主體位置的絕對順從——即便這種順從已被強調過。

    有人預先告訴他們拉康是一個絕對主人，他們曾取笑過臨床演示籌備工作中的那種狂熱，也公開嘲弄過他的學生們對其理論中個案構建所表現(xiàn)出的關切。他們曾意欲清除他的那些概念。他們揣度：正是為了模仿撰寫過《一例與分析理論相悖的個案》的弗洛伊德，拉康才不斷讓自己的概念經受臨床實在的拷問。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就像弗洛伊德知道自考和維薩赫那時起任何理論總是于病床上閉嘴或消失那樣，他證明了精神分析是醫(yī)學的*后一件花葉飾。然而，精神分析當然不是醫(yī)學。也正是出于這個同樣的理由,他在弗洛伊德之后不遺余力地為世俗的精神分析辯護。不過，對于引證當時近乎被遺忘的經典臨床的分類學發(fā)現(xiàn)，拉康從不遲疑。同時，他也抨擊“過分的人——這僅是一個新詞（造新詞已成為他的慣常做法），并且使自己能夠無恐慌地再次前進，因為他極有分寸地愛慕并追隨著古典精神病學的貢獻和弗洛伊德的發(fā)明。他的臨床演示彰顯了什么是“博學式的無知”——他認為“受訓后的無知”是適合于精神分析家的。這里的無知不同于和“愛、恨”串聯(lián)的無知。正如弗洛伊德給治療之初所提的建議那樣，這里所涉及的是要在與臨床演示的病人的偶然相遇中忘記已經掌握的知識。這里所涉及的是既要擺脫他所說的“主人話語”的束縛，又要擺脫“大學話語”的束縛。對于“大學話語”，同樣還是在亨利.胡塞爾醫(yī)院里，他這樣說道：

    我還要加上:［科學］對應于“并非不是［被鋸開者］”的［科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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